#### 社会组织和最优性

各种社会组织形式都不排斥，甚至本身都积极推动让人类得到最大的幸福，在这个目标上大家大致是一致的。但看待社会问题的可解性和采取的策略上它们则有本质的不同。

或者是自负的认为对社会问题的最优解存在，并且可以实际操作。基于此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然后制定出政策，让社会按照这个政策运行。或者无力的承认自己的无能，不能够得出并加以实施最优解。这样采取的策略就不会是长远的：它只肯承认对于一个浅近的目标，可能会有好的策略存在。那么就对这个短期目标，采取适当的策略，再根据情况的变化每次迭代这样的策略，做修修补补，主要的运行让社会自发进行就好。这种有限范围内的优化策略，在不长远的范围内自发进行可能就好；而对于稍微长远一些的也不过一个具有有限能力的组织就可以做的了。

社会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大系统，其中的运行机制远非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这种复杂性导致我们几乎不可能知晓终极的最优解。而事实上是，首先这个最优解根本未必存在，而即便存在，它也几乎毫无疑问的敏感依赖于数以千万计的参数，每个参数的微小变化都可能会引发截然不同的后果，因而这个解在实际操作中也是毫无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我们对社会这个复杂的系统多一些敬畏并不过分。

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圈子主义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抬眼望向星空，看着这个空空荡荡的宇宙，要说服自己活着有意义，总需要有一些不让自己那么孤单的安慰。在西方，这个安慰从古而来主要的是宗教，相信有神。宗教的一个特点是神需要和每一个个人发生联系，每个人的心灵安慰和寄托是跟神直接发生的。这一点在文艺复兴之前还需要有教会教士这样的中间机构；但文艺复兴基本上打碎了世俗教会的力量，把个人与神的连接直接建立起来。那么，这个人神之间联系的建立，就一方面满足了人的心灵慰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使得每个人成为独立的主体，在神的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个人不需要依赖家庭父母，社会国家，只需要向神效忠。那么，社会就成为了独立的个体所组成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在神面前自由独立，逢世俗上的事情也不应该有哪个个人或组织能够凌驾于其他人之上，是为个人自由的来源。

中国的情形大不一样。中国从来不是宗教国家，中国人从来依靠世俗生活。但对于心灵慰藉的需要是相同的。那么中国人的心灵慰藉从哪儿来呢？祖先崇拜。崇拜祖先有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寻求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感。个体知道自己是从远古而来，绵延不绝的宗族传播过程中的一环，就因此得到安慰，不再需要有虚化的神的帮助。也因为是这样一个过程中的一环，个体就不会太过寻求独立，更重要的维护整个过程的绵延不绝，也就是传宗接代的需要。所以，中国人不是一个个的个体的存在，而是跟自己的宗族，跟周围的人所形成的复杂的关系中存在–个人所在的位置决定了这个人应该是怎么样，而不是这个人的特质决定了别人怎么看他。从这样的一种文化中走出来的中国，与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差别的实在是太远。

先天后天公平模型

一个人下生下来所拥有的东西，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所在的群体和家庭等所能够给予他承继的社会部分；另一个是遗传所造就的个体部分。一个是外，一个是内。内外都可以分为三档。内的部分，包括正常遗传，先天性遗传缺陷，和先天性遗传优异。正常的这部分占了绝大的比例（比如80%），而处于两头的都是少数，比如（10%）。而外的部分取决于独特的社会的财富分配情况。在欧美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可能有类似的这种比例构成；而在中国，考虑广大的农民阶层，可能贫困的、正常的和富裕的比例会有大的变化，比如40%，50%，10%。

如果假设一个人的成就是内外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表现在模型中就是二者乘积的话，那么一个重点大学的贫困生要绝对优于37%的人，绝对劣于6%的人，取决于对内外因素的看重程度，他最终会在（38%，94%）范围内（100%为最高）。而同时，有37%左右的人（内在禀赋一般或较差，外在条件较差）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所有一般情况的人来说，只有10%的人绝对占优的。

想说的意思主要是，假如比较绝对公平的话，我们需要考虑内外两个方面的加权和，是一个并不容易计算的量。也因为内在承继的那部分难以计算，所以很多人在讲公平的时候大约只算外在的部分，觉得资质优秀的贫家子弟也要比出身富裕的资质平平的人亏得慌。如果把这个再推向极端的话，那就希望均贫富，而无视个体的不同。虽然看上去政治正确，但真要这么做显然是荒谬的－－因为这是系统的一个很不稳定的平衡点，不可能就此保持下去。对于整个社会有益的公平还是机会的公平更加有意义一些吧。

其他的一些随想。

• 国人拜金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人的不独立性和缺少真实的兴趣。人们可以仅仅因为喜欢做特定的事情而愿意接受这样工作的较低的报酬；而如果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事情，就只能使用金钱报酬来评价工作的所得，自然的也就对财富的认同更高。

• 学生票事实上与公平相悖。特别是在中国，大学生是潜在的高收入者。如果要公平，反而是对同龄的非学生特殊照顾更加合理。

• 城市因为聚居，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导致房产价格远高于农村。生活成本的推高带来的是城市的所有服务性产品的成本要高于农村。但对生产性产品来说，城市的聚居特性使得产品分销的成本降低了，所以反而比农村要便宜。

• 在很多的国内选秀节目上，导师（评委）要对学员的表现表示肯定或否定。这种表示大多情况下使用英语的Yes 或 No，而不是使用相应的汉语。想一想的话似乎确实在汉语里面很难找到直接能够对应yes 和no的词语；但这究竟是因为语言本身的因素，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比如我们仅仅是因为习惯了一种强势语言的表述，而不表示另外的语言不能有同样表述的能力），值得探讨。

• 网络时代的社会影响和控制有了全然不同的特点，在表面上似乎每个人的话语传播的范围极大的拓广了，因而随之而来的推论是网络天然的是民主的助力。然而一个隐含的事实是，在网络时代普通人有更多的隐私暴露在网上，使得那些拥有这些资料并能善加利用的机构能够很好的预测个体的行为并施以影响，其可能的前景可能并非真正的民主和权力的扁平化，而只是我们误以为如此。另外的一个前景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受着某个庞大组织通过网络的控制，只是这个控制的方式更加委婉和隐蔽。

• 代议制民主和古希腊的全民民主不同。雅典的全民民主实际上完全毁掉了个人的自由。代议制方式是精英治国的方式，至少部分的消除了大众的愚昧的影响。网络民主与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更加相像。

• 中国的人口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人口的绝对数量超出了限度，而在于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社会与经济现在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其中质量是核心。假如人的质量能够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的提高到某种程度，我们将有能力或者占领全世界，或者能够开发新的科技让我们以现在的人口数量也能有好的生活。像这样高质量的人口在某个非常高的限度之内大概是越多越好的。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人口的解决方案就不应该简单粗暴。仅仅减少人口的数量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做法。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可能是可行的，但这只可能限于一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而绝非终极完美的方法。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人口构成更多的依赖于人口素质的提高，而非其他。

• 公园和小区里早晚都必定要出现的老头老太算是整个中国都整齐划一的奇特一景。至于为什么他们如此热爱这种集体的活动，而在西方却几乎决然不见这种情景，可能有两个可以解释的原因：一是他们在年轻时所得的集体的训练显然的已经固化到成为人的本能了；再就是大多数人因为精神的贫乏而无法享用令人羡慕的孤独，所以就只能抛弃掉这个自由重回集体的怀抱以打发令人绝望的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