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这里面有两个着眼点。一是说这本书是讲美国报业的，并不是标题中没有限制的广义上的新闻，从而也就不包括现在各种时兴的互联网形态的新闻。另一个是着重于发掘新闻过程中的社会评价，核心点在于新闻的客观性诉求，不是新闻的历史、制作技术等其他内容，所以内容对普通人也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 美国历史上很长时间内，报纸只为政党、商业等服务，发行量低，售价昂贵（大约为六便士）。这些报纸所刊登的内容，充满了主观道德评价，与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崇尚客观的（至少都会这样宣称）新闻没有多少相似点。直到19世纪30年代只售一便士的便士报出现以后，报纸才能够靠大量的发行和广告生存，而不需要像六便士报那样依附其他组织的经济援助。可以算作现代新闻业先驱的便士报出现的原因，一部分是技术性的，即在当时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性的，包括人们识字率的提高，和在社会的民主变革中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对于新闻的需要。这两方面的原因交杂在一起，很难说哪个的作用更大一些。

• 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纽约成为了两种不同导向和风格的报纸交战的地方。一方以普利策的《世界报》为代表，崇尚“讲故事”的新闻；另一方则以《纽约时报》为代表，讲求提供信息。前者的特色是简单有趣，新闻要由有意思的故事表达出来，是普通阶层所喜欢的；后者则以端庄真实取胜，新闻就是信息，面向的是比较高端的人群。提供信息的《时报》在后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个成功自然有各方面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原因很有意思。这个原因是说，《时报》因为报道的端庄真实得到了社会高层人群的肯定，从而有了一种“品味象征”的附加值。这让普通人也愿意去看，就算不是因为真喜欢，装装高尚品味也是好的–就像貌似成功的男士在外面，拿本《经济学人》可以装点信心睥睨四周，看《读者》就着实有些不好交代，需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撑才行。这种态度上的羞愧，把人逼上了购买高端阅读低端的邪路。

• 二十世纪初一位有名的公共关系顾问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事实，一切都是诠释。随着人们认识到新闻在宣传和操纵公众意见上的巨大潜力，公司和政府机构等开始严肃认真的对待新闻传媒，认识到不能任由他们胡来，而应该在发生的事情和报纸的报道之间加上一层过滤，让有利的事情更动人，让不利的事情消失掉–这就是二十世纪初直到现在都还茁壮成长的公关界存活的逻辑基础。公关界的繁荣让一个自暴自弃的新闻编辑开始严重怀疑原先新闻报道中奉为圭臬的客观性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也让一个懒惰的记者可以靠着各色公关人员过活。在这样的情形下，通过新闻了解到的这个世界的样貌，就像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你真心把她引为红颜知己此生不相负，却不知同样可歌可泣的感情也在她和另外一个他那里轰轰烈烈的发生着。

• 对客观性的要求是新闻界的理想，但同样对客观性的质疑也广泛存在，不仅在读者那里，也在大多数的新闻从业者那里。因为每个人都有默认为自然而然的价值观，这会影响到诸如提供哪些信息、以何种方式提供等任何新闻从业者都无法规避的基础问题。所以到现在，有一些媒体索性就不去标榜客观性了，而去提供所谓解释性新闻。比如宣传在他那里能够“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显然，要读懂中国，只提供信息本身是不够的，因为你不能确保读者都有有效正确的分析这些信息得出结论的能力。所以，简单的方式是，提供事实，但在简单的时间地点人物之外，对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读，省了读者的功夫。不过，对读者来讲，这样的解释性新闻虽然简便了，却可能有别的问题–除了让人变懒之外，读这样的新闻不能不受新闻撰写者的价值观偏见（偏见是个中性词，可能偏好可能偏坏，如果有好坏的定义的话）影响，如果不是从多种气质风格不同的媒体中获取信息，自己也难免不成为同样的偏见者。而对于解释性新闻的撰写者来讲，解释的主观和新闻的客观之间的度也不好把握。对于不够宽容的新闻撰写者来讲（或者是媒体环境不允许个人的宽容，而不是个人特质问题），也容易拿解释的主观来伤害新闻客观的底线。时间长了也许会形成这样的自负：在我这里，你读得懂，不在我这里，你就读不懂或读不对。这就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