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的这个集子叫做《常识》，收录了他在若干媒体发表的若干短文，大致的范围在社会时评、媒体自由和国际政治等方面。

按字义来说“常识”应当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知识，就像是知道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梁文道把他的集子叫做《常识》，好像是表现了自己的谦虚，说这里面的东西都是读者们知道的了，”卑之无甚高论“。可是细细想起来，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

首先来说，有理由揣测他心里未必觉得这都是常识。因为如果真的是众人皆知的常识，还要写出来浪费笔墨和其他各种资源，也浪费读者的时间和感情，是有良心的作者所不屑为的–我们总不能天天在报纸上发文章说今天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吧。我相信梁文道有这样的良心。那么，心里觉得不算常识却要这么标榜，这个谦虚也就带了些文人的酸腐气，如果不是虚伪的话。

其次，退一步来说，也许梁文道觉得这些确实是常识，但同时又认为有写出来的必要。那么其中隐含的逻辑是认为普通的读者欠缺了这些常识，而他是可以来给读者们补习的。这么一来，用意虽好，但难免有点好为人师之嫌。

再次来说，“常识”除了大多数人会知道，也隐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叫常识的一般是在极大的范围内是被认为正确的。也就是说，常识应当是大多数人知道的、在当前的人类认识水平下正确的知识。从这层含义上来说，把集子名叫做“常识”就带了相当的傲气了–这是在向读者示威：”我这里面写的都是真理，你要是不同意那肯定是你的问题！“虽然我总的来说同意里面大部分的”常识“，但总还是有些被挟持的不快，特别是有些地方觉得还值得商榷的时候，心里就特别的惶恐。

譬如说，有关言论自由。梁文道是媒体人，自然是很关注这个。从一般的意义下讲，言论自由是件好事。人人都有话说，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态度，也许很多事情就可以有个比较好的协商结果。可是，言论自由未必会有言论平等，因为每个人的媒体影响力是不同的。一个媒体人和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和渴求度可能就有相当大的差别。那么，谈论言论自由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至少问一下这样的问题：如何促进言论平等？在本身不平等的情况下的言论自由，未尝不是一种促进不平等的手段。媒体人在追求言论自由，同时社会的底层却可能愿意为些微的经济利益让渡部分自由，这才是更完整的社会吧。

说了这么多，书还是可以一看–尽管真的都是碎片化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