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看杰罗姆·凯根的《三种文化》，谈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联和区别。不过因为翻译的实在是糟糕，没怎么看下去。据作者说，那本书是受了斯诺的《两种文化》的启发–就是这里谈到的这一本。斯诺的“两种文化”指的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特别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跟文学知识分子）。斯诺身上有科学家和作家两个头衔，所以谈论这个题材算是正合适。

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野，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互相轻视，在今天虽然是个不言而名的事实，但在斯诺的时代（或者更早一些），却应该算是刚露端倪。尽管斯诺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指名出现这个事情的原因，不过想来并不复杂。在中国，科学家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在一个世纪前几乎是无人听闻，就算是在斯诺写这本书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家虽然受一些名誉上的尊崇，在社会事务中也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因而，我们可以比较公允的说，至少是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所有的社会事务的决定和社会思想的传扬都出自读经读史的纯人文学者的手。科学家登上社会治理的舞台，让一般的大众也接受不同于人文学者的逻辑思维，并没有多长的历史。但这个发展的趋势在人文学者眼里是骇人的。作为新贵的科学家和作为原先的既得势力的文学家的冲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西方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端较早，科学家较早的登上了历史舞台，但真正开始有特别的成气候的影响应该也还要在二十世纪初期，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科学研究才成了一般化的活动，科学家也才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大的群体。

至于科学家的文化和文学家的文化究竟有怎样的差别，近代应该有更多的研究论说，斯诺的观点可能也不算太清楚全面。不同的圈子所形成的文化的排他性可能确实就是无法低估；即便是在科学的内部，也有学数学的看不起学物理的，学物理看不起学化学的，学化学的看不起学生物的，各个群体之间的不理解。就像说斯诺在早期做研究的时候，认为”我们正在从事的科学在一切可以想到的情况下都不具有实际用途。我们越坚持这一主张，越感到自己优越。“虽然一般人看上去有点迂腐，但这往往是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真诚信念，跟工程师们的专注实用的信念实在是南辕北辙–尽管这两个群体往往是被期待紧密合作的。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创新往往在两种文化的交界处更容易出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不理解就更让人觉得惋惜；然而要去接受一个自己不熟悉的文化，确实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