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解放后到九十年代初黑龙江双城一个小村庄所做的田野调查而做的对中国人送礼这一现象的社会研究。读的并不是很仔细，但这个话题本身还是很有意思的。

从结构主义的观点看，礼物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需要，这里面一部分是表达性的，一部分是工具性的。表达性的涉及到积极的感情，送礼并不仅为了平等的回报，可以在相当的部分上是感情的表达；工具性的则比较的带有功利性的目的，是在我们所说的‘送礼走后门“意义下的礼物。大多数的可能也并不是具有明确的划分，而多有混合性。东西方在礼物所表达的含义和功能上有很大的差别。中国人的礼物与人情、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西方个人主义下的礼物则更多的是情感表达，而不太涉及太多的社会功能。

在礼物流动的方向上，作者给出了若干的例子。有这样一个对比很有意思：印度人的”檀施“是在宗教框架下统治阶层向弱势阶层强制性的送礼–我们印象中似乎应该接受礼物总是件好的事情，但这里檀施的礼物带有将噩运散播出去让受礼者承担的意思，所以受礼者反而是弱势，而送礼者绝不想要回礼。与此相反的，中国人的”孝敬“则是低地位的人向高地位的人送礼，受礼者有更强势的地位。同时，西方的礼物流动则更多的是在大致同等阶层间，跨阶层的送礼并不多见，这跟西方的礼物主要用于表达情意有关吧。

有专门的一章讲到了婚姻所涉及的礼物流动，典型的是彩礼和嫁妆。对比了历史上的变化，得出一个有意思的发现：一般来说男方出的彩礼较女方的嫁妆更重，但在作者所考查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新婚的男女已经从父权的衰败和家族控制的衰落中获利，即大部分的彩礼和嫁妆事实上流向了新组建的小家庭，而不再向以前是作为女方父母养大女儿的一种补偿。这个变化在今天更加明显，也即，更多的礼物从男方和女方父母那里流向了新婚小家庭，所谓的‘啃老”。只不过，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父母在子女结婚时候的财务支持暗含了对子女养老的义务的要求，但这一要求在现在复杂多样的社会情况下有了各种不同的可能，部分是和谐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引发论战。

说点无关话题–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很有意思。首先是通过直接经验（田野调查）或间接经验（文献）获取大量的事例（即数据），然后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统计分析给出若干“事实”或者“模式”，并进而提出解释这些事实或模式的理论。这个基本的思路跟自然科学的研究并无二致。也同样的会在“从数据到事实”和“从事实到理论”的两个过程中出现问题–基于统计的总结事实总有偏差的可能，特别是社会问题中的数据本身样本量和准确性本身都不太容易保证；即便认识到的事实是符合实际的，提出合适的理论也可能是极端困难，并且很难就能完全证实正确的。所以，好的社会科学著作，也是充满着严谨的逻辑推理的，跟好的自然科学一样，都蕴涵着令人信服的力量和充满创造性的启发能力–并不是只要夸夸其谈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