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是唯一可以得到因果关系推论的方法。因为它可以排除各种无关因素的影响，控制自变量和因变量。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一个是考虑实验的内部效度，既对情境进行严格控制，免得有自变量和因变量之外的因素影响；基本的方法是随机分派，以消除受试人的个人特质的影响。另一个是考虑实验的外部效度，也就是要保证实验的情境使得受试人有心理上的真实感，并且受试人的样本应该足够大以避免不合理抽样所引起的系统偏差，这可能就需要很多的重复性实验和跨文化研究来确认同一个实验目的。
- 自动化和控制性的两种思维。大概类比于《思维，快与慢》中的快思维和慢思维。大多数的日常情境都有我们先前的经验知识下意识的平推来处理，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只有复杂的迥异于日常情境的情况才需要控制性的慢思维。自动化的处理非常重要，但对这个的过度依赖也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
- 归因问题。我们会犯基本归因错误：在解读事情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做内部归因，也就是把事情发生的原因解释为当事人的人格特质所致，而轻视或忽略特定情境的影响–这种一致性偏见是广泛存在的，其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做内部归因很简单，差不多是自动化思维，而考虑特定情境是需要较为复杂的推断的；也会对当事人和旁观者做不同归因，解释他人行为比解释自己更容易犯基本归因错误。不同的归因方式会引发不同的认知。比如对事物认知的乐观性–如果能够把正面性的事情做内部归因，负面性的事情做外部归因，那么就个人来讲提升了自信程度（或者是过高的自视），而在夫妻关系中如此处理则增加了关系的融洽度。另外每个人都会受到“探照灯效应“的影响，高估自己行为和外表在他人眼中的显著性，比如会对自己的负面事情感觉特别尴尬，而在旁人那里也许并没有太多注意–我们往往太多重视自己了，而旁人则会或多或少的考虑情境因素。所有的这些归因形式都受不同的文化影响。
- 过分充足理由效应。激励未必一定会引发正面的效果。如果给被激励人仅仅这样的感觉，即他们获得奖赏是因为他们作了要求所做的事情，那么奖励撤销后往往行为也不会持续。甚至于，不合适的激励反而会弱化人的内部动机–本来很喜欢做一件事情，但因为做这件事情而受到奖赏，会反而以为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不是出于自身的喜欢，而是外在的奖赏，这样实际的效果就与激励所想要达到的效果背道而驰了。
- 沙赫特的情绪二因素理论。我们首先有某种形式的生理唤起，然后为这种生理唤起寻找合适的情绪表达。比如刚刚运动完和碰到让自己心仪的异性，都会心跳加速，那么在刚刚运动完（心跳加速）的时候遇到异性，就有可能把心跳加速这个现象作错误的情绪归因，认为这是爱情唤起的征兆。所以就爱情来讲，合适的情境下相遇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可惜的是，这个合适的情境所引发的爱意也许并不是真正的爱情，而仅仅是错误的情绪归因。
- 决策后失调。我们可能是会先行动，然后为行动找寻合理的理由。因为行动和认识的失调，或对我们稳定的个人形象的巨大改变，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所以我们会因为帮助了一个人而更喜欢他，因为伤害了一个人而更讨厌他；轻微激励会强化我们对某事的喜爱，过量激励反而会弱化内部归因。
- 在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的社会里，爱情在婚姻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相反的，在集体主义占优的社会里，恋爱的个体则必须更多的考虑家庭和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意愿。西方强大的价值观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让爱情的崇高地位这一想法或多或少的渗透到了集体主义的东方（当然有自身经济发展等内在影响），而因中国的婚姻选择上是个混杂的情况：像“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这样的论断虽然影响开始减弱了，但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我们的婚姻跟西方相比，从来就掺杂了更复杂的社会内容。
- 接近效应。人们在我们面前的曝光程度对我们形成对他们的态度影响巨大。在一点似乎在直觉上是容易理解的–毕竟我们对接触多的人才会有更多的认识，才能决定我们喜欢不喜欢。但这个效应中更关键的一点是，固然不喜欢的随着曝光的增多会强化我们的不喜欢，然而不止正面因素，只要是不讨厌的因素的多次曝光都会强化我们的喜欢。这个效应在爱情上的解释就是“日久生情”吧。
- 暴力的宣泄理论可能并不正确。我们经历愤怒，然后将愤怒通过暴力的方式宣泄出去（言语的辱骂、对周遭事物的损害。。。），并不能减少我们更进一步暴力的冲动，反而也许是加强了。那么说起来，说是比较好的舒缓压力的“发泄墙”之类的东西的实际作用，也许值得重估。
- 目击证人的证言，未必有很高的可信性。人的观测、记忆和再现的系统并不多么精确，而且这个过程中记忆的内容会受到各种暗示的影响。一个例子是珍妮佛被强奸的案子。珍妮佛相信自己把施暴者的特征细细的记下来了，然而却随后信誓旦旦的指控了一个无辜者，并对真正的犯罪者声称从未见过–让一个无辜的人蒙受了12年不白之冤.当然，珍妮佛本人是真诚的，并没有蓄意撒谎的动机，但对自己记忆的信心和记忆的准确性完全是两码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