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和逻辑

要讲给人家一个道理，文学家和哲学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文学家把他想要讲的道理蕴含在曲折动人的故事里面，让读者自己来感悟；不同的读者可能感悟出不同的道理，甚至有些跟文学家本来要讲的完全相反，可这是无法可想的事情：文学家只能想办法提高自己讲故事的水平，而永远不会舍弃故事直接把道理讲给读者听。

跟文学家不同，哲学家喜欢理性和逻辑，基于广为接受的若干基本公理，他要用一步步明确的推理导出他要讲的道理来。只要读者接受他的基本公理，又对一步步的推理过程没有异议，那么在逻辑上就应该接受哲学家所讲的道理，不管这个道理在情感和直觉上有多么不可接受。

文学家诉诸人的感性，哲学家诉诸人的理性，而都不肯简单明了的说出道理就了事，原因在于，大多数所要讲的道理本身都是朴素和简单的，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完，然而，不能够让读者自己有深刻认识的道理，即便读者知道了，那也不是读者自己的道理，没有多少用处。就像是格言警句，很多是精炼的、有益的道理，可仅仅是这些干瘪的格言警局本身，是难让人共鸣的；即便有共鸣，这种共鸣本身也免不了是浅薄而不深刻的。

不管是诉诸感性还是理性，都是有效的（也许是所有可能的）加深读者认识的方式。但因为方式的不同，他们之间就有区别。其中之一是，故事提供了实在的情境让读者去感悟道理，然而故事本身永远无法证明一个道理，道理的证明只能靠符合逻辑的推理。

这自然并不是说，感悟和证明在讲道理中有任何的高下之别，不，它们是两种各有优缺点的方式，互相不可替代：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努力才使得道理更明白。不过，在具体的情境下，道理是用故事还是逻辑来讲述，是需要有所选择的。

于丹的“故事”

比如于丹在《百家讲坛》上的《论语》心得，讲道理的方式就有些不妥。她的《论语》心得，名副其实，确实是“心”之所得，而不是“脑”之所得。于丹用了大量的故事（多是寓言）来讲她的道理，把大多数的讲述诉之于声情并茂的感性；可是，央视的《百家讲坛》，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目的应当是请在各种不同领域有所专长的专家学者给大众讲述那些领域里的道理，这里要紧的是要有说服力，让听众能够理解和信服所讲述的道理，从而就要求主讲人能够“证明”他讲的观点，这要靠逻辑而不是感悟。

于丹的《论语》心得，是按她个人理解的《论语》“是什么”，和一种使用心灵鸡汤的方式建立起的跟现代生活的联系。要使她的观点有说服力，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回答，比如说：《论语》里面说的都是对的和好的么？即便都是对和好的，“对”和“好”的标准在两千多年的社会变迁里面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如何把《论语》时候的认识映射到当今社会中？如此等等。没有回答这些和其他可能的问题，于丹的感悟就有些空中楼阁的味道。

再者，过多的使用寓言故事的方式让人不能忍。比如里面讲到一个考察司机的故事，大意说，一个人要找个司机，就问三个候选者，他们各自能够开车离到悬崖有多近，看上去是要考察司机们的车技。一个司机说，他能开到离悬崖半米，另一个说能开到离悬崖10厘米。最后一个（永远是最后一个）出奇，说他看到悬崖老早就停下来了，不会开到悬崖那边去。最后不出意料的是最后一个入选了。忘记了于丹用这个寓言来说明什么，大约是勇敢和蛮干之类的事情吧；但我自己觉得这类故事荒谬。这个寓言就像是另外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群人去面试，最后不管面试的专业技能如何，有一个看到地面上的碎纸并拾起放到垃圾箱里的被录取了。不管是找司机的人，还是面试官，在我看来都自命不凡其实愚蠢无比。他们用隐晦而不公开的方式徒劳的考察人的某种道德，这种方式首先是无效而荒谬的，更严重的是，如果这种方式大行其道，那么它鼓励的是神秘主义和对专业性的漠视，是现代生产方式不可忍受的。一个人是否适合某种工作，应当仅取决于他的专业技能，而不是任何其他不可言说的附加条件（这是我们的文化历史）。

相信故事所说的道理的根基在于相信讲道理的人的智慧和诚实，相信逻辑所得出的道理的根基在于相信讲道理的人所依赖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的逻辑规则。前者的倒掉可以简单的因为讲道理的人的倒掉，而不是所讲的故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所以就容易因人废言。后者把道理和讲道理的人分开，有更加客观和恒久的可能。

从这一点来说，于丹讲，或者不讲，《论语》就在那里，不增不减；悟，或者不悟，孔子就在那里，不喜不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