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丁燕的《工厂女孩》是因为偶尔看到这本书入选了某年的国家文津图书奖，又对这个题材比较感兴趣，就找来看了。后来发现还有另外一本也同样写东莞打工女性的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也有翻译做《工厂女孩》的版本），就后来也找了来做了对比阅读。这两位作者，丁燕是来自乌鲁木齐的诗人，张彤禾是美籍华人，本职是《华尔街日报》的新闻记者，他的丈夫彼得海斯勒是几本写中国的畅销书的作者（读过一本但并不特别喜欢）。

两位作者都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描述东莞打工女孩的生活。按我个人的阅读品味，对这样的一个题材一部成功的作品最基本的要求是作者应当在书中尽可能的淡化自己本身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所写的核心应该是打工女孩这个特定群体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这个群体与作者所发生的关系。然而，这个群体的故事又是通过作者的经历揭示出来的，所以不可能完全消除作者的影响。这样，怎么样尽量把自己淡出而又不影响讲故事，就成为笔力高下的分辨尺度：在这个尺度上，《工厂女孩》做的很差，《打工女孩》要好，但也很有提高的空间。

这个相对的差和好应当跟作者的背景相关。作为诗人的丁燕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在一个故事里没有自己的出现，就像诗人写诗必须要融入自己真挚的情感，在这本书里丁燕也有太多自己感触的抒发。然而这种过多的抒情，伤害了打工女孩本身应该表现出的鲜明的形象，让这样的一部作品表现出很奇怪的一种样子：既不是抒发诗人自己经历的感触，又不是观察和讲述别人的故事，而是两者很勉强的杂糅在一块，反而伤害了故事的纯粹。作为新闻记者的张彤禾要好一些，因为新闻报道没有抒情的习惯。然而，做记者的似乎很难忍住对事情进行评论的习惯（尽管已经是有意识的克制的很多了），这种评论我不喜欢，因为这时刻在提醒我这些打工女孩的故事是通过另外一个人的眼看到，笔写下的，这是主观的。

作者本人对所描述的对象的侵蚀是两部作品所共有的让我不喜欢的地方，但两位作者不同的背景也对书的风格产生了其他不同的影响。

丁燕的《工厂女孩》用了大部分的笔墨去写打工的艰苦，把自己的视角局限在东莞的工厂里面，而不能够把这种艰苦的来龙去脉在更高的空间和时间尺度里写清楚。到了最后，给读者的印象就是，有这样几个打工的女孩，在此时的中国，在东莞，做着艰苦的打工工作。我们可能会对这种艰苦有所同情，然而情感的共鸣似乎就到此为止。我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何在，也难以唤醒什么变革的欲望。

对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我则对作者在其中所表现的态度有所不满。相应于丁燕在书中所表现出的过多的情感表达，张彤禾在书中似乎缺少了真诚的同情。她利用她的美籍华人的身份去接触这些打工女孩，但似乎又瞧不上这些显然在社会层次上低了很多的女孩们，需要在一些场合撇清她的华人身份。这种表达的矛盾让这本书，尽管结构立意上要比丁燕的《工厂女孩》要好不少，读起来却仍然让人不能真诚的畅快。

看起来讲述打工女孩的故事，我们还是需要其他更好的作品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