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世纪大讲堂”栏目里所谓独立学者王康讲”孔子的现代解读与世界意义”。他谈的是我所不熟悉的领域，并不敢对内容妄加议论。但他在讲演里论证方法的使用，让我觉得很有趣味：就我的认知来说，王康对他讲的儒学并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他的大多数结论的得出主要靠的是大量引用名人言论。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所使用的论证方法跟于丹的《论语心得》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康用的是名人言论，于丹靠的是小故事，都不肯用严密的逻辑来论证观点。

仅以”名人名言”而不基于逻辑推理得来的结论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名人的言论并不就是正确的保证。名人，特别是学者中的名人，往往对他所专长的领域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观点认识自然是较普通人更加值得琢磨一些。可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任何主观的判断也往往都有可商榷的余地。专家学者的看法有佐证的功效，却不能代替完整的逻辑证明。这是很直接的一个观察，应该不至于有什么歧义。

其次，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对大多数观点，一般总可以找到支撑这个观点的名人言论，因而从统计的意义上说，仅仅指出有名人同意一种说法根本无法证明任何东西，要使得这种带有选择性偏见的方法稍为有效些，那就至少应当统计所有在这个论题上发表过见解的名人们，统计支持、反对和不置可否等意见的占比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某种见解是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的结论—而即便如此，也不过是证明这个见解在名人那里有大致的公论，也并不能证明这个见解一定是对的—我们不是还有另外的一个认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嘛。

在实际运用中，可以想见利用名人言论来证明论题是一种相当粗糙的方法。这种方法绝无可能真正证明论点，而即便是它的佐证的功能，也存在着若干种可被滥用的可能，比如：

• 前面说的选择性偏见。仅选择对论点有正面帮助的名人言论，而忽略所有其他，不管其他的是不是更占主流。
• 历史性偏见。忽视历史上名人的认知局限和历史的现实情形，将历史上的论断简单套用到当前的情况中。
• 忽视前提条件的偏见。很多认知判断都是基于一些确定的条件做出的，而引用名人言论的时候往往可以通过忽视这些前提而扭曲言论的本意，即只引用结论，而不考虑（或有意隐藏）得出结论的前提条件。

一个有趣的话题是文科和理科（不太规范的用法，不过想不出更好的界定了）对于”引用”的看法。打小写作文，背一些名言警句是一条提高作文水平的所谓必由之道。那时候看一篇文章的好坏，是不是有引用是个重要条件，而引用的内容越偏僻就越好，所以古文和外国人的名字就成了两件大杀器。后来细思之，就有些颇不以为然。

待到现在做了科学研究，就更加觉得作文里（主要是论说文了）对引用的看重很奇怪。写科研论文，引用是件不得不做的事情，目的是要承认一些说法、研究、结果是前人做过的，不是自己的贡献—不仅不靠引用别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大多数时候科研工作者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以前的”名人”怎么那么多，我想出来的想法都被前面的”名人”做过了，要是根本没有那些人该多好（当然，有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感激前人做出的开创引导性的工作，要不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科学的结论要靠充分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一步步的推理而来，多牛的人说话都不顶用—别人总可以说，你把公式、实验拿出来，大家验证一下，要是验证不过，那什么都不是。这里的”科学”也包括了社会科学在内。不管是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要说明一个道理的正确性，仅仅有名人这么认为是远远不够的。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科学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它的现代性—科学总是不断变化的，总是在不断的修修改改中演进，而从没有亘古不变的真理，它给予历史上的科学尊重，但它存在的本意就是要改进历史上的科学—所以科学从来没有复古崇古的地方在。

我觉得这是文理科的一个大区别吧：科学总是新近的好（所以你更喜欢 iPhone 6而不是 iPhone 5），有些人文学家则习惯到故纸堆里找存在感。不敢说孰优孰劣，我自己是更喜欢前者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