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是在网上搜到的电子版，虽然在豆瓣阅读上有精排版可以购买，最终还是没有买。排版并不太好，所以读的有些跳跃，没有很完全仔细的去读，也就只能说个大概吧。
实验是唯一可以得到因果关系推论的方法。因为它可以排除各种无关因素的影响，控制自变量和因变量。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一个是考虑实验的内部效度，既对情境进行严格控制，免得有自变量和因变量之外的因素影响；基本的方法是随机分派，以消除受试人的个人特质的影响。另一个是考虑实验的外部效度，也就是要保证实验的情境使得受试人有心理上的真实感，并且受试人的样本应该足够大以避免不合理抽样所引起的系统偏差，这可能就需要很多的重复性实验和跨文化研究来确认同一个实验目的。 自动化和控制性的两种思维。大概类比于《思维，快与慢》中的快思维和慢思维。大多数的日常情境都有我们先前的经验知识下意识的平推来处理，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只有复杂的迥异于日常情境的情况才需要控制性的慢思维。自动化的处理非常重要，但对这个的过度依赖也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 归因问题。我们会犯基本归因错误：在解读事情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做内部归因，也就是把事情发生的原因解释为当事人的人格特质所致，而轻视或忽略特定情境的影响–这种一致性偏见是广泛存在的，其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做内部归因很简单，差不多是自动化思维，而考虑特定情境是需要较为复杂的推断的；也会对当事人和旁观者做不同归因，解释他人行为比解释自己更容易犯基本归因错误。不同的归因方式会引发不同的认知。比如对事物认知的乐观性–如果能够把正面性的事情做内部归因，负面性的事情做外部归因，那么就个人来讲提升了自信程度（或者是过高的自视），而在夫妻关系中如此处理则增加了关系的融洽度。另外每个人都会受到“探照灯效应“的影响，高估自己行为和外表在他人眼中的显著性，比如会对自己的负面事情感觉特别尴尬，而在旁人那里也许并没有太多注意–我们往往太多重视自己了，而旁人则会或多或少的考虑情境因素。所有的这些归因形式都受不同的文化影响。 过分充足理由效应。激励未必一定会引发正面的效果。如果给被激励人仅仅这样的感觉，即他们获得奖赏是因为他们作了要求所做的事情，那么奖励撤销后往往行为也不会持续。甚至于，不合适的激励反而会弱化人的内部动机–本来很喜欢做一件事情，但因为做这件事情而受到奖赏，会反而以为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不是出于自身的喜欢，而是外在的奖赏，这样实际的效果就与激励所想要达到的效果背道而驰了。 沙赫特的情绪二因素理论。我们首先有某种形式的生理唤起，然后为这种生理唤起寻找合适的情绪表达。比如刚刚运动完和碰到让自己心仪的异性，都会心跳加速，那么在刚刚运动完（心跳加速）的时候遇到异性，就有可能把心跳加速这个现象作错误的情绪归因，认为这是爱情唤起的征兆。所以就爱情来讲，合适的情境下相遇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可惜的是，这个合适的情境所引发的爱意也许并不是真正的爱情，而仅仅是错误的情绪归因。 决策后失调。我们可能是会先行动，然后为行动找寻合理的理由。因为行动和认识的失调，或对我们稳定的个人形象的巨大改变，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所以我们会因为帮助了一个人而更喜欢他，因为伤害了一个人而更讨厌他；轻微激励会强化我们对某事的喜爱，过量激励反而会弱化内部归因。 在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的社会里，爱情在婚姻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相反的，在集体主义占优的社会里，恋爱的个体则必须更多的考虑家庭和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意愿。西方强大的价值观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让爱情的崇高地位这一想法或多或少的渗透到了集体主义的东方（当然有自身经济发展等内在影响），而因中国的婚姻选择上是个混杂的情况：像“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这样的论断虽然影响开始减弱了，但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我们的婚姻跟西方相比，从来就掺杂了更复杂的社会内容。 接近效应。人们在我们面前的曝光程度对我们形成对他们的态度影响巨大。在一点似乎在直觉上是容易理解的–毕竟我们对接触多的人才会有更多的认识，才能决定我们喜欢不喜欢。但这个效应中更关键的一点是，固然不喜欢的随着曝光的增多会强化我们的不喜欢，然而不止正面因素，只要是不讨厌的因素的多次曝光都会强化我们的喜欢。这个效应在爱情上的解释就是“日久生情”吧。 暴力的宣泄理论可能并不正确。我们经历愤怒，然后将愤怒通过暴力的方式宣泄出去（言语的辱骂、对周遭事物的损害。。。），并不能减少我们更进一步暴力的冲动，反而也许是加强了。那么说起来，说是比较好的舒缓压力的“发泄墙”之类的东西的实际作用，也许值得重估。 目击证人的证言，未必有很高的可信性。人的观测、记忆和再现的系统并不多么精确，而且这个过程中记忆的内容会受到各种暗示的影响。一个例子是珍妮佛被强奸的案子。珍妮佛相信自己把施暴者的特征细细的记下来了，然而却随后信誓旦旦的指控了一个无辜者，并对真正的犯罪者声称从未见过–让一个无辜的人蒙受了12年不白之冤.当然，珍妮佛本人是真诚的，并没有蓄意撒谎的动机，但对自己记忆的信心和记忆的准确性完全是两码事情。
前一段看杰罗姆·凯根的《三种文化》，谈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联和区别。不过因为翻译的实在是糟糕，没怎么看下去。据作者说，那本书是受了斯诺的《两种文化》的启发–就是这里谈到的这一本。斯诺的“两种文化”指的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特别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跟文学知识分子）。斯诺身上有科学家和作家两个头衔，所以谈论这个题材算是正合适。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货币学派创始人，以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闻名，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据说在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中，只有凯恩斯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不管这是不是官方认证，有这个提法就足以证明他的牛气了。这本《自由选择》是与其夫人罗斯·弗里德曼的夫妻档经典作品。我看的是mobi电子版，按照最后的版本信息页的说明是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在豆瓣上搜索这本书的信息的时候，看到最近有2008年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版本，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版本下面有译者发的一个声明。里面说，译者做的很多注解和某些部分的翻译在最终出版的时候被出版社删掉了–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所以译者最后建议说还是直接读英文原著比较好。虽然英文原著应该能够读下去，但看书的速度就要大打折扣，也不一定能够领会的更好–所以为了用母语来读这书的自由，必须得放弃原汁原味的要求；这书为了能够在国内出版的自由，也必须要忍痛割些爱–这么说来，“绝对自由”这个概念在现实中就未免有些虚幻。
肖雪慧是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伦理学，但同时广泛关注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及其对策。这本书是她一些杂文的合辑，分作了五个部分，分别讲教育、法律、伦理道德、政治和学术规范。对法律、道德、政治这些大的话题，无从置喙；学术规范虽与我的工作息息相关，但正因为这种相关性反而并不太容易说些什么。那就教育不公的问题说两句把。
大数据是近些年炒的比较火的一个概念，跟云计算这样的概念一起，被看作是下一场信息变革的中坚力量。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这本《大数据时代》是比较推荐的理解大数据的著作，读了下来，确实也感觉受益良深。维克托把大数据的影响分作了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谈，分别是思维变革、商业变革和管理变革。总体上来说，基本同意作者对大数据带来的对商业和管理上面的变革的看法，但对于思维变革，有些不同的见解。
作者黄树民生于台湾，后来在美国读书任教，研究人类学相关课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到厦门近郊的一个村子“林村”（化名）做人类学调查，写出了这本书。书的架构比较奇怪。并不是向一般的人类学作品那样的通过事例总结道理，而更象是林村的党支部书记叶书记的一本个人传记。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书跟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有点异曲同工；只不过巴利那本书讲的还是自己的游记，这里是个人类学观察对象的传记，还是有些区别了。 主要的讲了叶书记所在的林村49年后到80年代中期的时代变迁（最后有一章是黄树民90年代中期重返林村的记述），虽然身在基层，但叶书记在很多事情上相当有见地。有挺多有意思的事情–不过其实就算不看这书，也大概能猜到是些什么–无非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吧。 就我个人的观感来讲，比较感兴趣的是叶书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正如我所一直以为的，文革更多的是对城市里相对高层的人的冲击，而对于农村来讲，并没有跟其他的运动像大跃进和四清运动有多大的不同。现在有更多的人愿意为文革来拨乱反正，而对像主要针对农村的各种运动并没有多少说法，也许并不就是因为文革对更多的人造成了伤害–事实上有可能正相反，因为农村的人口更多。这个奇怪事情的原因无非是，文革所伤害的人是比较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那部分人。再者像59-62的三年大饥荒，在饥荒的时候居然奇迹般的饿死的大多数是自己种粮的农村人，而不是要间接买粮的城市人；还有所谓的上山下乡，城里人到了农村就算毁了一辈子，农村人却是应该一辈子就在那里的–这种荒谬的事情想一想，然后再去读读近些年的所谓伤痕文学，看看现在仍然在拉大的城乡差距，是很可以有些想头的。 走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会觉得以前发生的那一切实在是荒谬。可是尽管现在变化了很多，要从本质上来说，好像中国人的社会还是没有脱离“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要搞好关系。要进体制内。要比周围的人好。别人在那里是为了斗争和超越的，而不是合作的。 活着可真累。
读李娟的《冬牧场》的时候，窗外正好应景的下着今年伦敦的第一场雪。
基于解放后到九十年代初黑龙江双城一个小村庄所做的田野调查而做的对中国人送礼这一现象的社会研究。读的并不是很仔细，但这个话题本身还是很有意思的。
飞廉的村庄是在湖北孝感吧。讲了好些小时候村庄里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层次和轻重缓急，似乎只是把记忆里的村庄白描了出来。从这些琐细的人和事当中，读者也应当能够有对那个村庄的粗浅的认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