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体裁有些奇怪。讲述的是福建古田二十世纪初张黄二姓家族的兴衰，讲的是故事，像是小说或者某种形式的记录，所以洋洋洒洒刻画了若干人物，讲述他们的性格和经历的各种事情；但立足点又不在故事本身，而是像作者在最后总结的那样，期望的是从这一事例讲述在那个特定情境下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情态–所以本意上也并不在塑造人物本身。这样一来，这本书不是小说类的文学作品，并不以语言生动情节引人为立足点，所以会看到很多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粗糙和繁杂的描述；同时也不是普通意义上严肃的社会学著作，认真严格的分析从田野调查中得来的信息，以期得到某些共通的道理。公允来说，是以后者为目的，却采用了前者这种不常见的形式，最终达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梁文道的这个集子叫做《常识》，收录了他在若干媒体发表的若干短文，大致的范围在社会时评、媒体自由和国际政治等方面。
这本书被称作”群众运动的圣经“，由奇怪的”码头工人哲学家“埃里克-霍弗所作。 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的书，这本书更像是哲学作品，充满了思辨和箴言，而不屑于用任何繁琐的数据打乱书的简洁和完美。格言这种东西往往并不具有太多说服人的能力，除了让思维简单的人产生盲目的信仰–因为格言大多是些片面的真理。然而尽管这本书里几乎每句话都有格言那种深刻的真理的光环，读起来并不让人生厌，反而愿意相信它们。其原因，想起来应当是这些格言式的语言本身也是有机组合起来说明更大更深刻的格言的，并不是一句句大而空的口号。总的说起来，这是一本奇书。
近现代以前的历史部分非常好，但近现代部分似乎不是特别的好。当然，可能的原因是对近现代部分个人也有一定的了解。对于不太新奇的东西就难以有特别好的评价。 我们也许不能将自私，或者任何一种品性，当作人的本性。人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是由他所在的社会所塑造的；社会支持和弘扬什么样的价值观，受社会影响的人们也就具有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说：“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要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即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我们不是被动的接受塑造，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乔姆斯基对于语言的看法跟这个论断有类似的精神。在原始的石器时代，不管是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者还是新石器时代的食物生产者，他们的社会群体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平等–几乎是完全的决定的结果公平。所有人尽自己的所能劳动，所得的食物平均分配。在他们那里，没有自私、阶级、不平等这些观念。这种绝对平等并不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或者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条件就是不平等–因为平等不能带来任何革新的动力。 原始人将自己视作社群的一个分子，这个社群是由已经死去的、现在存活的和将来存活的所有人以及周围的环境所组成的。这个社群永远更替，但不会有任何实质的变化。所有的规则就是现在所见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儒家文化的崇古带了些原始文化的气息。 古代文明的代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人和夏商时期的中国人，大约的年代在公元前3500-前1000年。另外属于希腊爱琴文明的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等并不属于这四个古代文明的一支，但相对不处于中心的位置。但除了中国以外，所有这些古代文明都被后期北方游牧民族所灭。现在的埃及人跟金字塔时候的埃及人并没有多大关系；现在印度的雅利安人跟古印度人也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中东穆斯林跟苏美尔人关系也不大；而只有中国人，与三四千年前的古中国人有直接的血缘关联。 中东是古代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古印度人和古中国人其实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进入古典文明时期，即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500年左右，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儒教中国文明都各有自己的称道点。毁灭古代希腊爱琴文明的印欧人建立了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特别是雅典，发展了传承至现在的理性文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修希底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希波克拉底。。。只要看看这个名单，就该能够意识到希腊文明的影响了。罗马主要的底子是希腊化的，并没有特别创新的文明；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是东正教国家，但也是深受希腊化影响的。从500到1500年间的中世纪时期，出现了伊斯兰教文明，大约是从7世纪开始兴起，建立了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印度有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中国则是秦汉一直到明清。中国的社会情况比较特别，从秦统一一直到1912前取消帝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勃发，倒是因为西欧从500-1500的中世纪时期一直处于不稳定、多元化的落后当中，没有像中国和伊斯兰教文明的保守。所以有时候会考虑，物质资源的丰富，未必是促进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稳定的环境产生变革，变革的创新可能会有异常强大的力量。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在决定人类文明的创造性上起得作用巨大。而唯有创造性才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源泉。 看现代的中国。固然是发展了，但这个发展的来源是借用了西方文明中的经济部分，与中国本身的文明可能并不多么协调。现在的发展，可以理解为一个旧的约束发展的经济制度被破除后的自然反弹，而且这个反弹也正好有合适的国际环境；但在这个初始反弹的力量用尽之后，持久发展的动力还在于创新，但这一点上看不出中国有比西方更优胜的地方。以后的发展前景如何，还是个说不清的事情。 关于公平。在古代文明，所有人绝对平均是所谓公平。在古典文明，各自按阶级各安其职是公平。在近代西方文明，公民（不包括非公民）个人有平等的机会是公平。在现代西方文明，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是公平。在社会主义文明，社会按劳分配，但倾向弱势二次分配是公平。在共产主义文明，所有人绝对平均（按需获取）是公平。 历史需要观点。不是零碎的知识的集合，而是历史观的竞争。以前在初高中所学到的历史，算不上什么历史。当然是有一些历史观的渗透，但那时候的理解力显然不足以让这些历史观成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另外这些历史观也并没有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所以实际学到的也就是些零散的历史事件，不构成为知识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学习历史，或其他社会科学，要解决的几个问题首先是：1. 对于主观的人类涉及在内的学问，存在不存在普遍的规律？2. 如果存在规律，那么是那种性质的规律？是简单的几个因素就可以决定结果的还是复杂的交互影响，是确定性的影响的还是存在各种可能性的？3. 我们对这些规律能够认识到怎样的程度？我的认识是，有复杂的、非确定性的可以认识到相当程度的规律–但要声称唯一正确，是很难的。 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工业的可能称作变革更合适，因为在历史上并没有那么剧烈。一开始是孤立的、缺少科学支持的。但在后来的科学革命以后，完整的科学理论的创建就成了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基础。政治革命与此前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有相当关系。
新的一年都已经开始了，有义务对上年读的书做个小结。有些懒，就不去做详细的分析了。好在我读的书大多都记录在豆瓣上，可以用一个使用豆瓣数据的统计工具，自动把上年的数据进行总结，见
电视剧带了编剧和导演的价值观，讲什么样的故事，故事怎么发展，那是他们说了算的事情。生活中的可能有千千万，他们选择了那独特的一条，当然是他们觉得那一条是比较特别的。据说《温州一家人》这片子还有背后温州商人的支持，带着些要洗白温州人的创业史的意思；这个不清楚，就不能胡言乱语了。这里瞎说几句，看看片子讲了些什么。
讲道理可以有两种方式。摆事实逻辑推理可以说服人，打比方讲故事也可以感化人。前一个的方法比较简单，无非是要搜集相关的各种数据和事实，用大家都接受的逻辑推理达成结论；就其形式来说，文字的是各类带“科学”的非虚构著作，影视的是各种纪实类的纪录片，都必须以真实为第一要求。一般来说，用这种方式，只要谈论的双方接受共同的前提，推理的过程又明晰无疑议，结论就是简洁明了的，没有不同意的道理—读者或观者当然也会有不同意的，但那或者是因为结论突兀而感情上无法接受，比如说心理学上研究讲，人都有“高看”自己潜力的倾向，这一点会是有些人不能接受的，但他可能并不能够反驳这个研究的过程有什么不能让人信服的地方；另一个不同意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推论复杂而无法让人领悟，像是相对论，虽然不太能够让每个人都明晰里面的道理，但并不妨碍结论在事实上的客观的正确性。
陈桂棣和春桃的出名应该还是因为他们的《中国农民调查》。这部03年底发表的作品引发了对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的讨论。应该说这部作品的出名也还是因为符合了时代趋势，当时正当是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开始提升的时候。这样一部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作品，迎合了很多不同群体的需要。这两天看的他们的《调查背后》，收录了他们的其他一些有关农村问题的作品。总的来说，很好。
以前只是影影绰绰的知道辜鸿铭是清末的一个“怪才”，是有名的铁杆“保皇派”；便想当然的以为他不过是个腐朽的封建遗老，能背点四书五经，吟那么一首两首的风月诗词；历史的洪流把他抛弃，将他所有的言论都擦个干干净净，也应当不会有任何遗憾处。读了他的《中国人的精神》，才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莽撞和浅薄无知。
亚瑟·史密斯是位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传教士。他的《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和研究中国民族性格的有影响的著作。他所写的，是一个多世纪前的中国人；又是从一个西方人的眼光所见的，现在读起来，不免有两重的意义。